This post is published on 2019-09-13.
这几天突然想起自己从前对经济学的一点看法,主要是2001-2003年前后的一些想法,当初写过的一些东西现在都找不到了。
一切理论都应该从实践和事实出发,而从历史事实和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和消费的失衡是狭隘和不准确的,生产和消费的失衡的产生和解决在于更多更复杂的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能爆发出远高于封建时代的生产力,其根源就在于财富积累方式从封建时代的主要基于只能生产农作物的土地变成了资本主义时代主要基于非土地的可变的资本或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知识产权、设备等以及相应的货币等等)。一块土地的位置和面积不会随时间变化,而这里所指的资本或生产资料却是非土地的和可变的因而其相比于一成不变的土地显然具有更高的乃至无限的可增长性。这些可变的资本或生产资料必须进行自我积累才能发展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或生产资料也必须参与分配,这种分配占比可能会过多也可能会过少——这取决于不同的市场条件(例如某个产业暴利就会导致资本分配收入很高从而会积累和吸引更多资本投入这个产业,相反地,某个产业衰退就会导致资本分配收入很少甚至缩水从而导致资本退出这个产业,又例如,在充分就业的市场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和收入分配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而同时这个由市场决定的分配比显然不能由政府来决定和改变(否则只会破坏再生产的效率)。
总地来说,资本收入的消费在其资本收入中的占比要远远低于工资收入的消费在工资收入中的占比,因而,资本与劳动力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实质上反映的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而社会生产分配中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还取决于一些其它重要的因素,例如:政府的税收、财政支出和再分配。同时,社会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原因不仅包括社会生产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还包括土地等不变要素的收入对社会分配的影响(例如房价和中国这次土地管理改革的影响),甚至包括货币政策和流动性分配的影响等等。
所以,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和消费的失衡是狭隘和不准确的,应该从全社会经济整体的角度(包括政府税收、财政支出和再分配,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以及土地等不变要素的收入,货币流动性等等)来解释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同时,要解决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更应该从以上各方面(包括政府税收、财政支出和再分配,劳动力就业水平,以及土地等不变要素的收入,货币流动性等等)来着手,而资本与劳动力的在生产收入分配中的具体分配比例则应主要由劳动力市场自身去调节(而政府负责出台最低工资等保护性规则,还有工会等劳动者组织会参与劳资协商等)。其实,历史也早就证明这才是正确有效的解决之道,例如1930年代中美国罗斯福政府应对大萧条采用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并扩大货币发行来上项目去创造就业,相反地,如果政府只是强制性地要求老板给工人涨工资则显然于事无补。
PS:公有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能来自之于实践和事实
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公有制,差别只在于多少和形式而已,例如,任何现代国家的政府都是公有的,而很多非政府组织也在实质上相当于是公有的。
我认为,公有制是有意义和必然会发展成长的,但其意义不在于剩余价值理论,因为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无法指导实践,而公有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能来自之于实践和事实。
实践和事实说明,公有制的意义,首先在于改变社会权力的结构——一个社会的资本或财富被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或少数特殊利益团体手中的话,则这个社会的权力显然也会最终集中于这些少数人和少数团体手中而这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基础的公共权力来平衡和制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和事实还说明,公有制的意义,还在于更好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和分配某些特殊要素及其收益(象土地这种有限且不变的生产要素),例如:中国1998年版土地管理法中基于土地公有制而确定的征收农村土地的规定就为中国近20年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土地和财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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